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研究发现，不平等会损害增长，而纠正不平等的措施总体上并不拖累经济增长。这与我们平时的观察相符：平等程度较高的北欧和东亚国家，其经济表现强于再分配程度较低的南欧和拉美国家。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理解货币体系，至关重要。近年来，公众持有的货币增速太慢。在缺少货币乘数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有所变化。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以中国储蓄规模之高，开放资本账户将重塑全球金融格局，但如果做得不好，也会撼动原本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根基。对中国和世界而言，开放过程都不容有失，因此中国必须先改革，后开放。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政府面临两难处境，要么任由债务继续积累，在未来酿成更大问题；要么立即执行快速改革，但承受增长出现更大放缓的风险。折中方案是，加快调整与改革，同时中央政府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维持总需求水平。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在当今世界，没有什么经济问题能比中国的经济前景更重要。最近，我出席了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感到中国经济似乎在平稳调整，逐渐适应不可避免的较慢增长，但挑战仍异常艰巨。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举，与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西方当然不应与拥有核武器的俄国开战，但也不能对此坐视不理。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欧元区目前明显存在陷入通缩的风险。人们担忧，欧洲央行可能只是因为不能在对策上达成一致，才被迫假装认为低通胀不是威胁。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埃及、泰国、乌克兰等新生民主国家的现状，证明了民主进程的脆弱。稳定、成功的民主政体需要双重约束：人民之间的约束、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约束，而这两道约束依赖于四项基本要素：公民、卫士、市场、法律。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机器人将使人类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这取决于如何分配利益。结果没准是极少数人成了大赢家，而大多数人成了失败者。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更加聪明的机器对人类是有益的吗？抑或它们将成为弗兰肯斯坦一样的怪物？《第二个机器时代》一书描绘了智能机器为人类造福的美好时代，但也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结局很可能是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公的加剧。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全球经济应当如何走出危机？美国需要摒弃债务辩论中的愚蠢言论，欧元区需要扩大需求和提高通胀率，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则需要另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美联储在充满艰险的情况下成功应对了危机及其余波，为此伯南克理应得到盛赞。但他也留下了关于央行、货币和金融的待解问题。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一百年前欧洲精英的失败导致了一战，那场大灾难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当代西方精英的失败则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如果精英们继续失败，愤怒的民粹主义者便会兴起，最后，怒潮可能会吞噬我们所有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英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财政失责并非这些灾难的原因，消除财政失责并不能结束灾难。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如何评价安倍执政一年来的经济成就？可谓首战告捷，但离大获全胜还很遥远：日本的通缩可能会消失，但经济增长大幅提速却不太可能。

FT专栏作家沃尔夫：新兴经济体非金融类企业在海外发债的规模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它们要承担货币错配风险，当融资环境变化时，此类交易可能是致命的。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如果全球能够快速、有效而又一致地行动，或许可以以有限的代价，消除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中国和美国不采取行动，其他国家单独行动没有意义。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战争是徒劳的——历史证明这个预言无比准确。中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大国，其贸易占GDP的比重要高于美国和日本，如果东海发生军事冲突，其后果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将大于美国及其盟友。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全球金融危机是由金融过度行为所导致，后者本身就掩盖了经济中早已存在的结构缺陷。因此仅仅恢复金融体系的健康，不太可能带来完全复苏。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据透露，欧洲央行上周就是否降息发生分歧，两名德国代表投了反对票。的确，对德国来说，降息并非最优货币政策，但仍然要好于其他选择。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德国维持巨额贸易顺差，“阻碍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再平衡努力”，并导致“欧元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出现通缩倾向”。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在庆祝FT创刊125周年的讲话中，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对金融业给予充分肯定。但证据显示，金融活动对整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有限度的。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狂热的政治斗争和立场冲突，可能会让观察者得出美国面临财政灾难的结论。但实情并非如此，美国面临的唯一危机，是在应对危机时“光打雷不下雨”的做派。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债务上限之所以危险，一是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宪政危机，二是政府无法在不带来破坏性后果的前提下遵守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