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埃及、泰国、乌克兰等新生民主国家的现状，证明了民主进程的脆弱。稳定、成功的民主政体需要双重约束：人民之间的约束、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约束，而这两道约束依赖于四项基本要素：公民、卫士、市场、法律。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机器人将使人类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这取决于如何分配利益。结果没准是极少数人成了大赢家，而大多数人成了失败者。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更加聪明的机器对人类是有益的吗？抑或它们将成为弗兰肯斯坦一样的怪物？《第二个机器时代》一书描绘了智能机器为人类造福的美好时代，但也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结局很可能是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公的加剧。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全球经济应当如何走出危机？美国需要摒弃债务辩论中的愚蠢言论，欧元区需要扩大需求和提高通胀率，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则需要另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美联储在充满艰险的情况下成功应对了危机及其余波，为此伯南克理应得到盛赞。但他也留下了关于央行、货币和金融的待解问题。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一百年前欧洲精英的失败导致了一战，那场大灾难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当代西方精英的失败则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如果精英们继续失败，愤怒的民粹主义者便会兴起，最后，怒潮可能会吞噬我们所有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英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财政失责并非这些灾难的原因，消除财政失责并不能结束灾难。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如何评价安倍执政一年来的经济成就？可谓首战告捷，但离大获全胜还很遥远：日本的通缩可能会消失，但经济增长大幅提速却不太可能。

FT专栏作家沃尔夫：新兴经济体非金融类企业在海外发债的规模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它们要承担货币错配风险，当融资环境变化时，此类交易可能是致命的。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如果全球能够快速、有效而又一致地行动，或许可以以有限的代价，消除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中国和美国不采取行动，其他国家单独行动没有意义。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战争是徒劳的——历史证明这个预言无比准确。中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大国，其贸易占GDP的比重要高于美国和日本，如果东海发生军事冲突，其后果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将大于美国及其盟友。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全球金融危机是由金融过度行为所导致，后者本身就掩盖了经济中早已存在的结构缺陷。因此仅仅恢复金融体系的健康，不太可能带来完全复苏。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据透露，欧洲央行上周就是否降息发生分歧，两名德国代表投了反对票。的确，对德国来说，降息并非最优货币政策，但仍然要好于其他选择。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德国维持巨额贸易顺差，“阻碍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再平衡努力”，并导致“欧元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出现通缩倾向”。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在庆祝FT创刊125周年的讲话中，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对金融业给予充分肯定。但证据显示，金融活动对整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有限度的。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狂热的政治斗争和立场冲突，可能会让观察者得出美国面临财政灾难的结论。但实情并非如此，美国面临的唯一危机，是在应对危机时“光打雷不下雨”的做派。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债务上限之所以危险，一是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宪政危机，二是政府无法在不带来破坏性后果的前提下遵守上限。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全球四大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仅带来失望，高收入经济体依然脆弱，新兴经济体也头顶逆风，而中国经济转型让经济增长面临突变的风险。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计划表面上是在帮助高房价的受害者，事实上却在帮助希望维持高房价的人：目前的有房者、银行和住宅开发商。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当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再平衡很棘手，高收入国家的活力稍有改善，而新兴经济体活力出现令人困惑的大面积下降，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它们将作何选择？中国也面临艰难抉择：是接受经济急剧放缓，推进改革？还是开始新一轮信贷大幅扩张？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撰文指责他的批评者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我很高兴生活在这个世界、而不是在他的世界里，因为他在分析中根本不考虑需求问题。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雷曼破产五周年，是一个反思过去、探寻未来的机会。比如说，雷曼破产有多重要？其意义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在理念、利益和技术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看似不可阻挡。尽管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程度非常有限，然而威胁依然存在，有些来自贸易体系以外，有些来自体系内部。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发达国家现有支配性企业的领先程度之大，也让中国很难再涌现类似的企业。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仍是对他国专门知识的依赖。中国远未“买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