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专栏作家凯：如果把创新融入新玩意中，人们很乐意接受，但涉及改变做事方式的创新，人们就会抵触。这种对改变习惯的创新的怀疑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许多新习惯并不代表改进。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科尼埃尔：近年大型网络公开课Mooc很火爆，但学员的课程完成率只有4%。关键问题在于这类在线课程的质量。

咨询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发布的全球薪资报告显示，2014年，新加坡的高管底薪水平最高，平均为每年58.6万美元，而香港的高管底薪为每年44.5万美元。

Paper Boat创始人卡卡尔以“饮料与回忆”为主题，推出日渐消失的印度传统饮料，受到印度城市消费者的热捧。他希望有一天能进入更多传统饮料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提供在线MBA学位课程。在线MBA可让学生兼顾学业与工作，受到越来越多职场人士欢迎。

基于每月一次的周末班和在线单元的EMBA课程，正吸引更多身处海外的学员。越来越多的MBA学员愿意每月搭乘长途航班（比如从澳大利亚飞到英国），到他们选择的商学院学习。

一边享受着家庭的舒适环境，一边为客户解决从发票报销到安排派对等一系列专业性和私人性工作，虚拟助理为想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

越来越多企业正在员工中推广正念修行，以提高效率、帮员工减压、甚至提升利润。但它与资本主义那种拼命争个你死我活的特质可以并存吗？

FT专栏作家约翰逊：一份报告显示，销售额不足、缺钱、糟糕的管理团队等是企业倒闭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每家企业倒闭的原因皆不相同。

FT专栏作家斯卡平克：为何许多公司承诺守法，结果却在违法？为何许多企业高管本人很正派，却无法约束手下做恶？我在多年的观察中注意到了一些行为模式。

FT商学院调查显示，创业的MBA毕业生在刚开始“吃苦”之后，在收入上迅速反超，毕业仅3年后平均年收入达到13.4万美元，高于“打工”的老同学。

FT专栏作家斯卡平克：在我重返专职写作岗位之际，我想谈谈我在负责FT多个部门运营的这十年里，从自己犯的错误中学到了哪些教训。

曾在英国酒吧地窖中盘踞的监控设备已经悄然进入了办公场所，员工如何移动，和谁用什么语气谈话，工间休息了几次都尽在掌握。

过去20年间，不少西方一流大学致力于与中国本土大学推出合办项目，但如今它们准备在这条路上更进一步：在中国自主投资、兴建校区。

FT专栏作家凯拉韦：富国银行高管力图设计一个“快乐暴躁比率”，以量化快乐与不快乐的员工人数之比。这乍一听妙极了，仔细一琢磨，却越发觉得不靠谱。

24岁的时候，马丁•富兰克林听从父命，分拆变卖了一家有13000名雇员的企业。但从此之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并从此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炒掉原快船队老板的NBA新掌门萧华，将美国篮球职业联赛深度推广到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在他看来，新技术大潮正将体育赛事推向历史最辉煌时期。

FT专栏作家斯卡平克：权威型父母设定清晰界限，在界限之内允许自由，他们讲道理，而不是发号施令；对我来说，这也是经理们的好榜样。

尽管哈考特教育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琳达·泽赫声称，自己用技术改良了传统出版公司，但她依然认为开放资源不可能大有作为，因为我们“不会希望自己的小孩是维基百科教育出来的”。

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上，留给与会者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当属高调出场的马云。在与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罗斯的一场对谈中，他谈吐风趣，全程英文对答。

哈佛商学院蝉联冠军，伦敦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分列第二和第三位。调查发现，学员们攻读MBA的主要动机是增加收入和拓展人脉。

FT专栏作家凯拉韦：Facebook组建了一个专职“同理心团队”。但是同理心的意义就在于它应该是自发、自然的。如果它是你的职位描述的一部分，那就糟蹋了整件事。

英国《金融时报》第二次“另类MBA调查”披露了2011级MBA毕业生在饮食、住宿以及社交生活的看法，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就读商学院的评价。

FT管理版编辑希尔：针对152名CEO的调查显示，那些看上去自信满满的企业领袖们无时不刻不在犯嘀咕，达沃斯论坛似乎也是为加剧他们的焦虑而设。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客座教授巴斯廷：中国内地商学院普遍缺少商业伦理课程。加强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有力地配合当前的反腐行动，帮助营造一种良性的商业文化。

英国《金融时报》对MBA毕业生创业情况的调查数据表明，对那些志在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人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坚持完成自己的学业，而不是效仿创业家精英中途退学。

FT专栏作家约翰逊：一旦候选人只是在复述求职网站上搜刮来的答案，面试就完全成了浪费时间。我希望了解候选人的性格特质，并听到详尽的细节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