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9日，一个穿着不合身西装的25岁年轻人开始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我之前的准备是一场令人沮丧的四个月培训课程，地点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前海滨度假胜地，每天早上醒来时都觉得自己比前一天更愚蠢，但工作更糟糕。大楼的窗户无法打开，食堂的午餐令人作呕。午后不久，天就黑了，此时我意识到有些成年人在冬季工作日从未见过阳光。

这项工作看起来既枯燥又难以理解，但负责照看我的那两个可怜家伙仍在晚上7点敲打他们的塑料键盘，那时报纸已经“收工”了。我们那时还没有网站。

那天晚上，我徒步回家，感觉自己选错了雇主。1998年，我因撰写每日货币报告的单调而离开，但2002年我又回来了。本周是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的30周年。为了看看报纸的变化，我去了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找到了1995年1月9日的那期报纸。

图书馆为我打印了一张带有全新照片的读者卡。照片显示，自1995年以来，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以为英国《金融时报》也会如此改变。然而，正如我在新闻职业生涯中常常犯的错误一样，我错了。

当我将微缩胶卷放入图书馆的机器时，出现了一份报纸，看起来惊人地像今天的报纸：版面布局、文章长度以及朴实无华、不追求时尚的低调文风，旨在让非英语母语者也能理解。那天的几篇文章署名是今天仍在写作的同事。

然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熟悉之处在于内容。当天早上的头版头条是关于英国执政的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围绕欧洲问题的内斗。政府还在贬低公务员。

另一篇头版报道由我们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她现在可能成为加拿大的下一任总理）撰写，讲述了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入侵。在一张照片中，柏林的示威者举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今天是车臣——明天是整个高加索。”关于车臣问题和莫斯科取消德俄军事演习，东西方紧张局势加剧，但德国国防部长表示：“在这个关键时刻，减少接触是错误的。”

新闻界有句俗话：没有新的故事，只有新的记者。确实，读那份报纸时，我感受到新闻是一个带有细微变化的永恒循环。中国正“面临与美国因专利和版权侵权而即将爆发的贸易战”。马德里下令进行“腐败调查”。一位法国疑欧派人士正在竞选总统。

一位专栏作家抨击了现在所谓的“觉醒”语言：“例如，愚钝在工人阶级中被称为注意力缺陷障碍，而在中产阶级中则被称为轻度阅读障碍。” 回溯几天前的微缩胶卷，我看到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希望“取消对学费征收增值税的威胁”。历史确实有相似之处。

偶尔可以看到2025年世界的影子。中国正在扩大货币交易，以“拓宽其新兴的市场化金融体系”。随着寿命的延长，欧洲人将需要私人养老金，否则“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在下个世纪无法改革”。

在那一版中，甚至在“媒体未来”这一节中，互联网完全缺席。那年5月，FT.com上线。互联网最终摧毁了无数媒体，但英国《金融时报》现在有140万付费读者，大约是1995年我们日发行量的四倍。不知不觉中，我加入了新闻业中为数不多的持续发展的企业之一。我选择了正确的工作。诚然，这部分反映了我缺乏其他技能：我不可能为英格兰队开球。更重要的是，我仍然认同我所认为的英国《金融时报》的使命：报道经济、金融和政治权力。我们大多写的是重要的事情。

回想起第一天照看我的两个人，我不再认为他们是那些对生活妥协的被压榨的工薪奴隶。我认为他们整天辛勤工作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工作。其中一位仍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另一位是杰出的罗德•奥拉姆(Rod Oram)，他在新闻行业工作了40多年，去年3月在新西兰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3岁，当时他正在接受从北京到伯明翰的自行车训练。

如果我在1995年1月9日知道自己30年后还会在这里，我会感到震惊。其实，这段时间并没有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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