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消费的拉动。拉动增长的“三驾马车”里，出口曾经是比较耀眼的一驾，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已经盛况不再；投资目前仍然是主推力，并且有很大投资空间，但面临着稳杠杆的巨大挑战；而消费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对于整个宏观经济越来越重要。近期李克强总理在新加坡访问脱稿演讲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其中总理引用中国“双11”期间线上线下消费数据，来充分说明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巨大。
说到提振消费，必然离不开消费金融，这也是全球各国促进消费增长的常规手段，但近年来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因为消费金融的讨论必然会涉及“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和“推高家庭负债率”等负面认识。正如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到的“进一步提升金融对促进消费的支持作用，鼓励消费金融创新”，但同时也指出“规范发展消费信贷，把握好保持居民合理杠杆水平与消费信贷合理增长的关系”。
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否能有鱼和熊掌兼得的方式？既促进消费增长，又避免引发风险？在我看来，发展消费金融犹如筑渠引水，如何精准地“滴灌”到真正需要水的地方，而非“大水漫灌”导致田地被淹，这是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巨大，这一潜力究竟在哪里？
消费需求在“三驾马车”中贡献较小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特点。过去40年投资的贡献率平均值为38.3%，2000年以后其贡献率达到51.91%，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且稳定的驱动引擎。近几年中国的投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2017年44.4%的比率，仍然远高于其他主要国家，比印度还高出近13个百分点。与之相反，跟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以及金砖国家做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的贡献率明显偏小。2017年上述国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普遍达到70%以上，美国、巴西和南非甚至超过80%，中国只有53.7%，略高于2000年以来的均值50.71%。
不仅如此，消费虽然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但从增速上看过去两年有所减缓。数据显示，2017年12月份，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同比增长在近年来首次跌破10%，并且在今年继续放缓（如图）。
图：每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增长受限的一大原因是收入问题。从收入结构上看，所谓的高收入群体（年收入达到13万元人民币的）在全国只有5000万人口，而所谓中等收入人群（年收入介于6万5到13万人民币之间）也仅有2.5亿人口。这两部分加起来所谓的“中高收入人群”约3亿，构成了我们出国“买买买”，让国外商家感受到中国消费快速升级的人群。但事实上这一群体仅占中国人口不到1/3，但已经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另一方面，占绝大多数的是10亿年收入不到6万5的低收入人群。同时，我建议大家在关注中国年收入结构时，不仅要关注平均数，还要关注中位数。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不到平均数的90%。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消费层次非常多，不是简单的“消费升级”或者“消费降级”，而是“消费分级”，各个层次的消费需求理应都得到满足。我们不能把3亿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当成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更应该关注沉默的大多数。要提振消费，就要充分挖掘10亿人口规模的大众市场，这是中国消费的真正潜力所在。
合理普惠的消费金融是提振消费的必要手段
众所周知，人均收入的提高过程比较慢，而消费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较快提升消费能力，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这也是全球范围内应用比较多的提振消费手段。以信用卡为例，虽然自第一张信用卡“大莱卡”在美国诞生才不到60年，但信用卡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主要的零售支付工具，但中国的信用卡普及度仍然较低。美国信用卡发行量充足，人均2.90张，而中国信用卡覆盖面不足，人均为0.31张，仅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
对中国的低收入人群而言，必要的消费金融能熨平收支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确保家庭经济平稳的同时提升消费信心。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的特征是什么？是收入低吗？Johnathan Morduch教授研究发现，实际他们更大的问题不是收入低而是收入不稳定。但是他们的支出相对来说是刚性的，比如孩子的学费、家庭的生活开支等。所以，低收入人群必须省吃俭用，随时准备应对家庭经济的寒冬。事实上，消费金融能在很大程度上平滑风险，使得低收入人群在日常生活中能灵活安排消费支出，提升家庭资金的利用效率，更好地协调短期必要消费和中长期发展的关系。
中国国情的消费金融必须是“滴灌”而非“漫灌”
一提到通过金融手段提振消费，大家都很警惕，因为近两年家庭部门负债率上升较快。但是，这其中是存在误区的。符合中国目前国情的消费金融需要精准定位，需要“滴灌”而非“漫灌”，分性质、分类别差异化对待。
一是要发展消费性贷款，而非投资性信贷。现在主流的分类方法是把家庭部门借的钱都一律叫做消费性贷款，只是用长期消费贷款和短期消费贷款加以区分。在我来看这既不符合经济学理论，也不符合统计学理论。因为借钱买房不是消费行为，而是投资行为。统计局也是把购房当作投资，为什么到了贷款它就变成消费性贷款而冠以长期消费？大家都知道不动产是保值升值的，至少目前在中国基本上是升值的，所以它是一个投资行为。事实上，近年来家庭部门负债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投资性的购房贷款在增长，消费性贷款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根据瑞银研究的估算，2022年底不含房贷的消费信贷将达18.5万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11%，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率，预计市场增量会达到7.6万亿。
二是要发展有消费场景的消费信贷，而非没有消费场景的现金贷产品。从去年到现在对“现金贷”谈虎色变，但事实上，消费信贷和高利率、超短期的“现金贷”存在本质区别。2016年底我国消费信贷余额26.7万亿元。其中，纯网络借贷平台提供的“现金贷”余额不到9400亿元，占消费信贷比重约为4%，近两年监管严打“现金贷”规模更加萎缩，需要警惕死灰复燃，但不应该矫枉过正，使其成为消费信贷发展的拦路虎。
数字化技术帮助消费金融更精准的“滴灌”
长期以来制约消费信贷惠及广大人群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信贷成本和信贷风险。一方面，银行机构趋向于将消费金融授信投放到风险可控、单笔成本收益较高的购房贷款、汽车贷款，造成受益人群有限，且投资目的占主导；另一方面，现金贷公司虽然覆盖广泛人群，但由于风控能力低，风险敞口大，为填补窟窿、获取利润从而导致利息畸高，甚至产生暴力催收等违法现象。
要实现普惠型的消费金融，需要解决成本和风险的问题。近年来，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风控能力日益成熟，并被银行和科技公司应用于发展普惠型的消费金融产品，产生良好效果。一方面，线上化“信贷工厂”大大降低单笔授信成本。过去银行机构发放一笔小额贷款的平均人力成本为数千元左右，而采取数字化技术的单笔贷款的平均运营成本仅为数元。另一方面，数字化的方式帮助银行和科技公司建立用户风险画像，使得原本没有信用记录和抵押物的长尾人群，包括四五线城市、乡镇、农村和边缘人群等，也能享受基本的消费金融服务。
数字化技术对于降低风控成本、覆盖长尾人群、提高风控效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其运用已不仅是个别科技公司的创新尝试，而成为席卷全球消费信贷行业不可逆转的浪潮。美国的Capital One是最早利用数字化手段来判断个人借款还款概率的公司。该公司使用了大量征信局的数据和在自身平台上沉淀的客户数据，根据以往的客户的个人行为和违约记录，通过数字化风控技术建立模型对客户进行评估，模型效果比FICO分数高40%以上。中国建设银行创新推出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人贷款产品——“快贷”，成为银行业发展数字金融的重磅产品，将风险管理由“人控”变“机控”，全流程自助，“三秒三步”即可完成贷款办理，给客户带来极致体验。蚂蚁金服则首先通过移动支付产品“支付宝”构筑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消费场景，然后结合旗下小额消费信贷产品“花呗”极大地推动居民消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近期发表的最新实证研究成果称：中国移动支付的迅速普及，正在给交易总额和购买频率带来积极影响，并由此拉动内需，正向促进中国消费的高增长。
结语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消费金融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价值。其次，发展消费金融，需要分清消费金融与购房信贷、“现金贷”之间的差别，决不能粗放式地“漫灌”从而导致杠杆高企，而应注重发展普惠型的消费金融产品，从而向十亿低收入人群和居民日常消费场景进行精准式“滴灌”。最后，也要看到数字技术在消费金融中的巨大应用潜力和价值，我相信这也代表消费金融的长期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