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两会召开在即，市场普遍预计中央政府将设立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和2%通胀目标。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笔者以为若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就公布有关指引其实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 同时， 若能将CPI变为约束性目标还可以起到扩大货币政策空间的作用。此外，财政支出向消费和居民收入倾斜、改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缴纳、采取多种举措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可以有力提振居民收入，支撑消费增长，并更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2025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展望
市场普遍预计2025年中央政府仍将设立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以稳定市场预期。 一方面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实现2035年较2020年经济增长翻一番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当下价格增速偏低也意味着需要较强劲的经济增长来缓解通缩风险。在价格方面， 由于过去一段时间通胀水平持续偏低，2025年CPI的指引性目标可能设置为2%， 较过往3%的水平有所下调。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财政政策应该会保持相当力度。 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可能达到GDP的4%，超出去年的水平， 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体现。此外， 笔者预计政府可能还会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5万亿元以支持消费品和企业设备“以旧换新”、以及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项目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发行5000亿-1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银行注资； 发行4. 5-4.8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以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置换、推动房地产去库存和基建投资。
除了这些总量性的指标，笔者以为，若有关部门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如下五方面进行改善， 则更有利于实现全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
建议一：更早发布政策目标指引
虽然批准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以及财政预算是全国人大的基本职责，但是笔者以为若有关指标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就能向社会披露， 可以更好的引导市场预期。
一般而言，每一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为来年的经济工作定下基调； 但是由于具体的指标需要到第二年两会期间公布， 在这中间的三个多月里数据保密， 市场预期则容易波动。实际上，去年底决策层定调“超常规”逆周期政策，但是详细指标迟迟不能公布， 市场一直担心财政政策力度不足、可能不足以扭转经济下行压力， 也引发资本市场持续调整。更早公布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安排等目标可以更好引导市场预期，并增强中国宏观政策的透明度。
建议二：把CPI目标从指引性目标转为约束性目标
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对全年物价增长设定目标， 一般而言是3%左右。然而，这一目标通常只具有指引性作用， 而不是约束性的。 笔者以为如果能将物价涨幅作为约束性指标并设置为更现实的1-1. 5%，则可以扩大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更有利于当下中国经济应对通缩风险。
过去两年，中国CPI同比增长都仅有0.2%， 核心通胀更是连续三年回落， 通缩风险有所上升。然而，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约束，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始终无法全力以赴。实际上，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只能表示：“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推动物价保持在合理水平”。 这表明央行只能将价格作为政策的考虑之一， 不利于打开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推动经济回升。
反过来如果能将CPI目标设置的更加现实，例如1%-1.5%左右，并且加强其约束性， 则中央银行就可以更好的以价格水平为目标开展政策操作， 更快推动价格水平回升和经济企稳。
建议三：财政支出向消费和居民收入倾斜
2025年财政支出扩大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头戏之一； 笔者以为财政支出若能更多向消费和居民收入倾斜，则更有利于提振中国的消费需求。
首先，以旧换新政策需要加力扩围，形成政策接续效应。 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仍然是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的直接抓手。 一方面， 需要尽快对外宣布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财政补贴的规模，并保留如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大政策规模的口子， 同时提高家装等补贴的标准；另一方面， 考虑到汽车、家电等属于消费耐用品，之前的政策补贴已经释放了近期的消费潜力， 需要不断扩大政策补贴的产品范围。 此外，匹配各地消费的差异性和生产禀赋， 应该允许地方差异性选择接受补贴的产品。
其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制定促进生育政策”， 笔者以为有关措施应该尽快落地。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不仅仅可以直接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增加消费支出， 而且还可以通过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通过杠杆效应进一步刺激消费。举例而言主要覆盖农村居民的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每月不过200元左右， 如果能提升到500元左右，对经济增长和缩小贫富差距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 面对出生率明显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国生育补贴整体而言力度不足。 2024年湖北天门市通过较大力度的生育补贴， 推动出生人口回升， 似乎值得借鉴。
最后，给公务员适当调薪也会有利于消费增长。由于所在区域财力偏弱， 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公务人员收入偏低， 提升他们的薪资水平有利于减少地区收入差距。4000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是中国消费的中间力量；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也是社会薪酬水平之锚；公务员薪水增加有助于进一步稳定社会对收入的预期， 提振消费和内需。
建议四：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
当前《社会保障法》对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缺乏强制性。这一方面使得一线劳动者在退休待遇、工伤、医疗等方面保障程度不足， 一方面还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 但是支出巨大，在竞争中反而处于不利地位。
笔者以为， 可以先通过税收减免、补贴奖励等正向激励措施，推动平台企业等为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缴纳社保，并同步推究《社会保障法》修订工作， 增强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的强制性。
建议五：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居民消费疲软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收入增速放缓，而在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转移收入、和财产收入四个主要收入来源中，中国居民的财产性净收入下滑幅度最大，从2019年的10.1%下降到2024年的2.2%。
提振居民消费， 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 而提升财产性收入显然有着较大的潜力。笔者以为应该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企稳。通过平准基金提振股市，通过收储基金提振房市，还能提升股市、房市对居民消费的正向财富效应。
总之， 若中国政府在有关目标的发布时机、约束程度、具体的执行方面做出更好安排， 中国经济则有望更快实现企稳回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